金融期货是个“舶来品”。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外汇期货合约。1975年，CME推出世界上第一个利率期货合约。1982年，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开发了指数期货合约，使股票价格指数也成为期货交易的对象。
年轻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利率大幅波动，市场亟需管理波动风险工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隔膜。对于金融期货在“1987股灾”之后经历的“正名历程”，也难有切身体会。甚至于直到今天，由于汇率利率市场化进程尚处初期，我们对于滋生金融期货的土壤仍然略显陌生，出现一些质疑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也历经了多年的股市大起大落，但追涨杀跌的投资文化、期盼救市托市的惯性心理，“新兴加转轨”下的独特语境，都让股指期货这个新生事物面临较为艰难的生长环境。尤其是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加深了国内许多人士对于金融期货市场的疑虑，将创新等同于“乱象”，将金融期货视为脱离实体经济的“奢侈品”，甚至提升到了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不过，相比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起来，金融期货遭遇的质疑，若干年后回看，既不是偶然也无法逃避，实在是整个改革转型大潮中再寻常不过的小浪花而已。
所幸对于金融期货的重要性，广大市场主体已有共识。在金融危机风波初定之时，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就颇具勇气地推出了股指期货，并在三年之后再度推出国债期货，足以令世界赞赏。美中不足的是，针对金融期货市场建设“导致海外做空中国”、“不利于国内投资者”等某些思维方式，虽然与当年国人对电报、铁路的评价似曾相识，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有一定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使得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格局。
“金融创新的本质，在于满足经济发展创造的需求。”可以说，是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萌发了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创新，而这些创新形成市场规模后，又反过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两位教授编写的《价值起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发明了对冲机制、发明了期货期权来对抗风险。”“这样的制度使得我们能够分担风险，来控制不确定性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结构化的风险安排把整个风险分配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所以整个结构性安排的本质就是配置风险。当然这一轮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风险过于集中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风险分配。”
诚然，如果可以不理会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和经济需求，单纯“田园牧歌”似的经济体系却也看似平静而美好。电话的铃声打断了吟诗的思绪，火车的轰鸣冲淡了牧童的笛声，期货市场表面的波谲云诡也让习惯传统金融的人感到不安。金融创新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甚至可能会加剧人性的贪欲，使得创新“违背初心”而走向异化之路。从不同的价值尺度判断，其结论见仁见智。
但从国际竞争和国内资源配置层面来看，不同的选择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正如工业革命时代拒绝坚船利炮，死守弓马骑射，较量的结局已人尽皆知。在金融创新的时代犹疑观望，不去满足国内实体经济的避险需求，让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手无寸铁直接对阵有着完善对冲避险工具的外国竞争者，实在是不智之举。对于金融期货，正确的做法是“取其利，限其弊”，而不是因为可能的风险束之高阁。殷鉴不远，来者可追。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三中全会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金融改革的蓝图，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些改革，自然包含了期货市场的建设在内。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其前景毋庸置疑。